五代时期，吴越国曾打造一支名为“撩湖兵”的特殊部队。他们专攻排水疏通，将西湖治理的井井有条。
随着钱氏归附宋朝，这支专业队伍宣告解散，彻底让位于科举上位的做题家老爷。至此，连绵不绝的水患与粪便污染，开始与杭州城常伴。
洼地变成人间天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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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地势低洼，海水倒灌问题一直困扰杭州湾地区。虽有始建于三国的防海大塘，但在自然之力面前不过杯水车薪。直到捍海塘开挖，还诞生出大名鼎鼎的副产品--西湖。
事实上，除白居易之类的少数青天大老爷，大部分流官都对西湖采取放任态度。尤其是在黄巢叛军肆虐的末期，西湖已是“湖葑蔓蔽”。
五代前期的江南格局图
钱镠稳定浙东后，开始多管齐下处理排水问题。公元910年，他用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，建造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的捍海塘工程，其结构为外加土塘+内筑石堤。后来的宋人沈括，也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有过如下描述：堤外又植木十余行，谓之晃柱。
两年后，钱镠又打算扩大凤凰山王城。有方士跑来建议说，如果填平西湖建王府，可保千年国祚。吴越王认为此举关乎民生，反驳称千年肯定出真主，吴越有百足矣，断然拒绝这番胡言乱语。
钱镠一生有相当精力用于杭州治水
公元927年，吴越国设置数千人的“撩湖兵”治理西湖。同时疏浚河道、修筑堤堰，防止江海倒灌。而且不忘多掘水井，走涌金门内引湖水入城，为都城百姓提提干净供饮。
这些工程无不福泽后世，可惜吴越国祚仅有方士预言的百余年。
杭州在吴越国时期 达到第一个历史巅峰
苏堤春晓
吴越国归附后 宋朝继承全部水利设施
公元978年，吴越主动纳土归宋。新朝直接继承全部防洪工程，及其遍地打井的优良传统，还尝试用竹筒把西湖水引入杭州。
不过，至关重要的撩湖兵被解散，周遭水系的凋敝堰塞也日益严重。宰相王钦若擅长溜须拍马，奏请将整个西湖设置为放生池，严禁百姓捕捉鱼鸟。表面上看非常环保前位，实际上导致这片区域鲜有人问津，淤积问题加速恶化。
清朝画家董诰笔下的《西湖十景图-苏堤春晓》
整个北宋时期，针对西湖的治理为数不多。仅有王济奏请疏浚，以及郑戬发动民夫拆除违建。最为著名的成果，来自大文豪苏轼的筑堤工程，也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苏堤春晓。他还用辞藻表达对钱氏的肯定：吴越地方千里，带甲十万，铸山煮海，象犀珠玉之富，甲于天下，然终不失臣节，贡献相望于道。
即便如此，吴越国留下的捍海石塘仍遭破坏。根据《梦溪笔谈》记录：公元1038-41年间，有人献议取晃柱，可得良材数十万。太守采纳，酿成石堤年年摧决！
苦心修建的捍海石塘 终在宋朝毁于贪婪
肥水只流西湖田
宋朝整体性南移 促成杭州的第二个历代巅峰
随着金兵入关，杭州成为实际上的宋朝都城。由于人口翻倍，排水压力骤然增大。只能向湖中倾倒粪便，侵占西湖修筑景观，私自栽种水生作物。官府多次组织突击检查，还向移民们推广煮水，全都因为现实困难而收效甚微。长此以往，城市排污与河道侵占卷土重来，大部分居民必须饮用富含人中黄的生水。
于是，官府推出“以湖养湖”政策。允许私人承租湖区，再用租金雇人清淤。起初非常奏效，有效提高田地产量。稍后又重回正轨，为农业收益而加大粪肥用量。时至今日，依旧是不少农户施肥净污两不误的生态之选！
以湖养湖政策 不可避免的滑向粪肥加量
公元1134-38年，南宋当局多次派厢军疏通河道，严查百姓倾倒粪土。十年后，知府汤鹏举抄吴越国旧答案，编练专门的“开湖军兵”清淤、修复水口，增置斗门水闸。岂料后继者周淙发现，这么一支重要力量竟迅速萎缩至30多人。索性禁止承租占种茭菱、倾倒废污粪土。
到1186年，知府张杓仍在发扬吴越国旧例，设“修江卒”给前人擦屁股。无论修复闸门和六井，还是严惩在西湖违建园林的权贵，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得罪人买卖。直至王朝末年，西湖的情况仍是反反复复。
南宋经常派兵去西湖边巡逻 严查粪水倾倒
当时的守臣潜皋墅奏请：除拆湖中菱荷，毋得存留秽塞。实际上，自己早已在西湖周围修造景观。
更有御史鲍度弹劾上奏：内臣陈敏贤、刘公正包占水池，盖造屋宇，濯秽洗马，无所不施。为强调问题严重性，他表示湖水污染影响祭祀天地祖宗的酿酒工作，还容易引发传染病。奈何到伯颜的蒙古军队抵达，上述治理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过。
南宋到灭亡都没能缓解西湖治理问题
杨公堤让西湖再次伟大
蒙元的杭州虽不是国都 依然保有重要地位
此后，蒙元部分吸取宋亡教训，对西湖的造景玩乐有所抵触。但关汉卿晚年的《一枝花·杭州景》等作品说明，供文人游玩的设施仍旧能运转。这个以“宽纵”闻名的时代，对地方豪绅疏于管理，自然无心触及湖区整治。
当然，这类景观延续未必是好事，意味着放养式管理对占湖行为的熟视无睹。所以到明朝成化年间，《杭州府志》记载：元时不事浚湖，沿边泥淤之处，没为茭田荷荡，属于豪民。湖西一带，葑草蔓合，侵塞湖面，如野陂
元朝“宽失天下”的代价 就是委屈杭州居民饮用人中黄冲剂
考虑到文献出自明朝中期，有可能是胜利者抹黑之举。毕竟，元朝看不住豪绅却未必完全没有管过西湖。只不过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，当时的治理往往并不彻底。倒是一些外国人的活动记录值得留意：
《马可波罗游记》提到宽阔美丽的西湖，并称杭州为“天城”。但中世纪的意大利并不介意把粪水当街撒泼，相关称赞不能完全作数，仅仅证明西湖淤塞尚不严重。
《伊本白图泰游记》的作者曾在杭州泛舟游览。当时有成片穆斯林社区，可能用酿造局的蒸馏技术，抵消水源污染的不可控后果。
马可波罗等人笔下 西湖的排污问题似乎并不存在
此后，由于元末战乱和靖难之役后的高压，西湖水患愈发严重。公元1426-49年间，地方良绅曾几次请求治理。大明官府却担心劣绅们占湖造田，变相减少纳税产出，全都未予采纳批准。即便有官员孙原贞提出类似想法，上呈的奏报也是不了了之。
公元1506年，知府杨孟瑛才得以治理西湖，形成与白、苏堤并列的杨公堤。直到明清兴替，西湖都未再经历如此大规模的疏浚治理。
明朝的的杨公堤 在数百年里堪称绝唱
毁誉参半
清朝画作中的杭州城墙 渠道与田地
明朝灭亡后，满清一度延续对西湖的漠视态度。唯有李卫作总督时，在雍正帝支持下疏浚西湖，并形成官修的《西湖志》。同时，给水中作物和景观划定区域，算是两头兼顾的权宜之计。
道光年间，朝廷终于发动良绅对付劣民，专门治理西湖顽疾。外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传入，饮用水的卫生情况慢慢得到改善。
李卫不满于晚明以来仅为“游客”编写的西湖游览图籍
在《西湖志》中尽量删减导致亡国的玩乐内容
虽然满清的治理毁誉参半，却是唯一认真丈量过西湖面积的朝代。1724年，实地查丈，除淤浅滩外实存湖面11315亩。同治年间，经过更为精确测量，确定湖面为9006亩。
此前，无论白居易、苏轼、杨孟瑛或其他笔记，都称西湖周围三十里。虽然历代度量衡有差距，但“三十里”更像是一种比喻而非确切数字。
许多人不待见的清朝 反而认真丈量西湖尺寸
这就是历史的讽刺。昔日吴越王为民生考虑，放弃填平西湖的国祚风水局。虽有青天大老爷予以肯定，能够治理水患的“真主”却是千年未见。自带专业属性的撩湖兵，也早早将资源让位于科举士大夫。
直到清末，做题家重新被理工专业的技术员取代，杭州居民才能在喝水领域享受被服务业“舔”的感觉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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